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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卸任后并未淡出人们的视线，反而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学术争议。《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刘海影“追问增长根源：也谈林毅夫假说”的评论，甚至吸引了林毅夫在《金融时报》撰文响应对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刘氏其后再次撰文响应，双方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林毅夫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提到“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政府因势利导发挥辅助性的作用。通过政府甄别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协调创造创业环境，促使企业自主创新和跟随比较优势，最终通过经济经典理论中“无形的手”的力量达至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赶超。对于该学说主要的争议在于，不少人都认为基于代理问题（Principal Agency Problem），政府可能（或者说得不客气一点倾向于）做出对本身有利，但是对整体经济不一定有利的判断和甄别行动。故此容许政府对比较优势行业作出甄别是弊大于利的。
除非是在无政府社会，否则任何一个政府架构都存在代理问题；故此不容许政府对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创造鼓励民间资本的环境，正如林毅夫所说是因噎废食。若要细数，除了政府的代理问题，民间个体选择和整体经济发展的有利方向也可能存在潜在冲突。
举个具体的例子，领先的汽车工业无疑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是件好事。但是传统汽车工业市场份额基本已定，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汽车工业国较难打入他国的市场。而包括纯电动车在内的新能源汽车则不同，因为各国均处于发展阶段，配套设施尚未完备，价格对买家没有吸引力，销售迟缓也就令汽车厂的研发进度无以为继。如果中国的生产商可以首先突破技术瓶颈量产电动车，便可率先制定行业标准促进出口，发挥先行者的优势。如果政府不在政策上的配套，汽车开发或许最终也会成功，但是肯定时间会拖长很多。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有很大的机会在销售巿场上捷足先登。
上海最近推出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政策。就纯电动汽车而言，中央和上海地方对每部电动车买家的累计补贴高达10万元人民币。上海更以新能源的免费汽车牌照作为“诱因”，鼓励（或者换个角度看是补偿）市民购买纯电动车。首次投放的纯电动车牌照额度为两万张，锁定只能用于新能源车。在一张本地车辆牌照卖到几万块钱的今天，上海政府的举动可以在不增加财政负担去补贴车主的情况下，起到促进电动车销售的实际效果。
从上海、深圳这些拥有大型纯电动车厂商的城市积极扶持行业发展的动向来看，政府与具有潜在发展优势行业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上述利益的一致虽然没有必然性，但是政府在机制上的配套无疑催化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也是利大于弊的。
